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探究（下）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性质而言，李大钊主张唯物史观是与历史科学相联系的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相关，但是，它又具有实证性和科学性。我们可以从李大钊对知识分类及历史理论发展史获得证明。

首先，李大钊利用培根的知识分类来说明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培根把学问分为三类：（一）历史；（二）诗；（三）哲学。它们相对应心的三种能力：（一）记忆；（二）想象；（三）理性。历史分自然史、人事史，而人事史又分为宗教史、文学史等。哲学也分为三类：关于神明的，关于自然的，关于人的。同时还有第一根源的哲学即普遍哲学。李大钊认为，历史哲学就是处于史学与哲学之间。一方面，哲学影响到史学。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理论及方法亦影响到史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另一方面，史学也影响到哲学，哲学须以史学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例如历史事实的本性究竟如何？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则如何？历史事实或于各个或于全体究竟有如何意义？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同时他又指出历史哲学是归属于哲学系统。但是，他又认为，于历史事实的哲学考察，即是历史哲学，与历史事实的科学考察，即为历史科学。我们于历史科学之外，承认作为哲学一部分的历史哲学的存在，承认二者不可偏废。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唯物史观是哲学，而非科学，是与具体科学相联系的历史哲学，而非思辨的形而上学。其次，李大钊在《史学思想讲义》中逐一考察了博丹、鲁雷、孟德斯鸠、维科、孔多塞、圣西门和李凯尔特等人的历史思想，指出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李大钊认为，史学以前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或是王者、英雄、圣人等的舞台。它们都是退落、循环的历史观，是主观的唯心史观，是非科学的。但随着开普勒和牛顿等的出现，科学逐渐发达，才出现科学的历史观。从博丹始，史学家开始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认为历史是前进发展的，他们努力探求历史发展的因果法则。黑格尔和圣西门等研究历史发展的动因及其规律性，但只是从精神领域去探求，而马克思深入到精神的基础即物质中去寻求动因，所以是历史观的一大变革。马克思承继了圣西门后期的经济史观，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由楼身和楼基组成，楼基变了，楼身也变更，而楼基就是经济基础，或人们的经济关系，其上是政治、法律、宗教和伦理等：“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伦理，宗教，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设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所以，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实证化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科学。李大钊强调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提到科学的地位。”

第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特征而言，李大钊非常注重唯物史观的实践性和科学性。首先，李大钊认识到唯物史观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列宁指出，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一切历史条件。”“五四”时期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把重点放在唯物史观方面，决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当时历史条件以及现实需要决定的。在20世纪初，中国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人民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在当时中国社会，各种思潮涌动、各种主义竞艳，都在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造成了人们在思想领域中的复杂性。李大钊通过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认识到唯物史观才是真正社会历史规律的反映，能够真正正确解释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派，以其根据置在唯物史观之上，依人类历史上发展过程之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必然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造成将来之社会（包括经济的历史观，如经济问题不解决，则无希望）”。李大钊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不是处于纯哲学的考虑，而是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在中国传播就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性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与20世纪初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等等思潮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示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其次，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受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用“理性”“科学”等等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特别是用科学来反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道统思想和孔孟学说。李大钊在早期传播唯物史观的时候，非常注重其科学性，反对玄学性。我们在分析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理解时就可以看到，李大钊实际上是把唯物史观与一种历史科学相联系的理论。同时代的陈独秀甚至走得更远，“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即是此后的瞿秋白从宇宙本体论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更多地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研究的，瞿秋白认为物质存在都是可以从科学上加以证明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证性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研究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论，所以，我们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得人们正确地去认识中国现实的各种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的良好结合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化，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就是一个极端的表现，从而忽略哲学本体论的发展。

从以上五个方面论述来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那么，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何以会如此呢？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肯定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思想个性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幼年熟读四书五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熟悉的。“九年严格的私塾教育是在当地三位著名的塾师督责下进行的。李大钊从小养成勤学好问的习惯，专攻四书五经，旧学根底深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深刻影响了李大钊。“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变易发展的思想文化传统；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哲学境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统一；注重实事求是，重人生实践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都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近代西方哲学和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是脱离不开世界历史发展的环境的，特别是西学的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先是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来，使得进化论风靡中国；此后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唯物史观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分析中国现实的有力工具。西学突出地体现为“科学”和“民主”的盛行，陈独秀号召人们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动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他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对于抨击中国封建文化是有极大的贡献的，使得人们冲决了封建网罗。但是，这也使得人们崇拜科学和理性，在哲学上就表现为把哲学科学化实证化，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形上性。实际上，科学并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宇宙人生问题需要形上的思考，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则深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第三，中国近代社会现实需要的影响。李大钊并不是单纯从学理的角度来介绍、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角度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27年4月，李大钊在就义前的《狱中自述》中总结自己的一生，“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李大钊正是“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所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就十分注重其实践性，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向何处去”始终是李大钊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而这必然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实际上根据理解的角度不同，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从人类社会历史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从宇宙本体论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以艾思齐为代表的从实践认识论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期是逐步前进和发展的。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深刻影响到了后两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是起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基础性作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正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曾指出：“李（大钊）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想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

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中正确的部分基本被毛泽东所吸收，成为新民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近代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艰苦探索的一个缩影。正是在不断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揭示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身上，在逐渐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李大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实际的最初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七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初步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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