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形之和——求中庸,重和谐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详实地对清末明初直到解放前一一旗袍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一一所呈现的种种形态进行了描述。从这当中也很容易找到旗袍形态上所展示的美学特性。“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句话,从某种方面说,这也可以看出旧时封建女性服装审美中,那些深入骨髓的“礼教”观念。

中规中矩的而不失平稳和美的服饰似乎是奉了几千年孔子“以和为贵”推崇礼义之美的古典美学观。仅仅于一些镶边、纽扣之处来点巧致的新意,却也有了些于无心之处听惊雷的美感。倒不是鼓吹封建礼教,较之现代的落落大方,那时的三寸金莲,行走如弱柳扶风,百褶细裙行走无波动的细腻,多少在古人眼中也是带有几分低调的华丽美。女性最初无一例外忠于规规矩矩的层层服装和确实不太触目的一抹黑色,无疑也是应和千百年的一个“礼”,以及这种礼数背后所能避免的种种额外生枝的不和谐。毕竟中国古典美学强调的“和而为美”、“中庸”是不太喜欢太过激进的美艳,平平淡淡的美德是一种潜伏在所有女性美定义中的要素,同样也深入进了女性的服装美中。

“君子正其衣冠” “君子不重则不威。”旗袍的形态美在众多的传统服饰中可谓是脱颖而出的,而这些
形态上的美感也是全全呵护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学观念一一“中庸之美。”在儒家经典里,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对人的着衣哲学影响巨大,尤其在“男尊女卑”的封建色会,女性的外在美与“善”的实功能密切相关,也因此需要受制与“礼教”的规范。换言之,女性服饰的优胜之处不全在于色彩与形式上的詢烂袭娜, 更多的是在于是否合乎封建登记制度下的统治标准。过分毕露的曲线和夺人眼目的五彩缤纷在传统意义上未必是“善”“美”的,“善”的功用不在于声色犬马的感官盛宴,而更多是能否“治乱”,平天下,教化之乱的社会效果。因此,此时的女性服饰最高的境界不是使得本身富有更多的个性美或吸引力,“中和”之美是一种女性传统服饰美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