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标记的语义意义

Sperber和Wlison认为，一个话语可以对两种基本意义进行编码，从认知的角度把意义二分为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和程序意义(proceduralmeaning)。当话语进行的信息编码有助于内容意义的表征时，属于“概念性意义”，因为它与传统的真值条件有关，对话语表达的明示信息和暗含意义都起一定的作用，并通过增加话语的关联假设提高明示交际行为的关联性；当话语进行的信息编码操纵话语内容意义的构成成分时，属于“程序意义”，因为它与传统的真值条件无关，对理解明示信息和暗含意义在程序上加以制约和引导，使受话者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来获得更大的语境效果。依据关联理论，话语标记一般用作程序意义编码以约束限制话语的隐含意义，便于引导推理和交际的成功。话语的解读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理过程，听话人和读者为了对话语进行最佳关联的诠释，就必须根据程序信息对其所需考虑的假设范围加以限制，而最终达到理解的目的。Grice从“常规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角度认为这些词语的使用是因为交际要遵守真实、充分、相关等准则。以Schiffrin为代表的连贯理论(coherence theory)从语篇分析角度分析，认为话语标记使话语或语篇更加连贯，将话语单元在各个层面上可能存在的相互联系展现出来，给话语理解提供指引。但Blakemore等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从交际的本质出发，认为话语标记的使用并不是发话者出于合作的考虑，也不同于连贯理论，相反，它们是发话者为了更好地借助这些标记对语境产生制约的结果，将它们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人类认知心理的高度，强调话语标记能对听话人的认知推理过程加以制约，引领听话人走向最佳关联。因此，话语标记传递的是编码程序意义而不是概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