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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我国实行“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提取农业剩余,使得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与此同时,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政策,通过直接税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将大量的农业剩余无偿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在城市居民生存环境显著改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业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农业、农村、农民则因“失血”过多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能力,农村水、电、路、通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生产供给,也因资金短缺,而与城市逐渐拉大了距离。
2、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非均衡分配,导致城乡公共产品财力分配的失衡。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2%下降到2004年45.1%;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1.8%上升到2004年的54.9%。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地方政府财权过小,导致乡(镇)一级政府财力匮乏,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伴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乡(镇)、村两级组织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被堵死,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乡(镇)、村两级组织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减少,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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