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红色经典”热的原因和机制

从本体论看，“红色经典”确实是“经典”。经典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没有“文学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同样，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自延安时期，国家意识层面就有着建立一个建立“乌托邦国度”的梦想，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理所当然的参与进“精神乌托邦”的建构中来，反映在作品上，那就是国家宏大叙事背景下的“战争记忆”和“梦想遥望”。经典是富有典范性和穿透性的概念范畴，是一个不断被阅读和对话、不断被保值和增值的过程。这样的建构和体验，已经有了产生“经典”的外部和内部的条件，加上那一代训练有素的作家的精神资源，“红色经典”已经具备了称之为“经典”的本体内容。经典的存在，确实首先有着它自身的存在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因子发生着相互的作用，从而保证这种生成作用自从诞生起便开始了保值与等值的过程。总之，红色经典这种自身的价值是穿越了历史之帷，奠定了自身无限发展的过程。
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看，创作——作品——接受过程，这是一个心理转换的过程，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接受，都存在着特殊的心理行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真诚的平民本位意识、对建构强大国家乌托邦梦想情结的诚挚意识、万众归一的集体意识，共同作用于作家和读者心理意识深处，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救民族于危亡，集乌托邦情结于一体，成为压倒一切的心理氛围。那种对历史审视的态度，对文学的真诚，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自动化心理，是以往任何时候也无法比拟的。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个时代的整个心理氛围渗透到了那个时代的经典构建中来，也必然产生出像《红旗谱》和《创业史》那样的经典来。一句话，共同的心理意识创造了集体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