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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者的组织力来源不同。从整体和大尺度上说,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城市、创造了武汉。武汉演变的组织力主要来源于城市系统内部,来源于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因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区别于再造性活动、他组织活动的地方在于没有明确目标,在于“道前人所未道,做前人所未做”,其结果常常超出创造者的预期,因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自组织性,属于自组织力。所有参与创造性活动的“武汉人”,都具有创造自己美好生活这一共同期望,否则他们是不可能相互帮助、相互作用,积极从事结果并不完全在计划之中的开创性劳动。
从局部或小尺度上看,人民规划设计建设了城市,规划设计建设或再造了唐山。唐山重建的组织力主要来源于城市系统外部,来源于人类特有的再造性活动,因为人类的再造性活动一般都有明确的目标、详细的计划,其结果多半在再造者的预期之中,因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他组织性,属于他组织力。唐山重建的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是在“要把唐山建成一座抗震城”、实现“天蓝、地绿、水清、居佳、城美”目标的感召下,自觉接受“外在指令”并按其指令积极从事规划设计建设或再造“美丽”唐山的伟大实践活动。
其次,两者的可控程度不同。武汉大尺度演变的可控程度较低,唐山短时间内重建的可控程度相对较高。前者基本上是一个自主演化发展的过程,容易受到外界“扰动”因子的影响,如武昌和汉阳的“几度兴废”、汉水的几度改道对汉口城市的形成及建设的影响,以及历代的军事战争的作用,甚至“两江交汇”的地理特征等等,都是这一组织系统内的人们难以掌控的,以致现在还是“囿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城市发展一直都显得分散零碎,难以形成集聚式的发展空间"。而后者大致可以视为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训练有素的十万建设大军和英雄的唐山人民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很难受到外界其他“扰动”因子的影响,并且,不仅重建的整个过程在组织者的控制之中,而且其最后结果基本上也是在组织者的预期之内。
再有,外界环境对两者的影响不同。从整体或大尺度看,外界环境对于武汉演变的影响主要是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等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信息,只是起“扰动”的作用,而不是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历代武汉人的创造性劳动。尽管朝代更迭、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山水变迁等外在因素对于武汉演变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它们都不是推动武汉城市演变发展的根本动力或决定力量。
置身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可以认为外界环境对于唐山重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不但决定了其重建的主要步骤和某些细节,而且大致决定了重建的结果。外界不但为其调配了十万建设大军,而且为其调配了唐山重建所需的钢材、水泥等各种物质、能量和信息,更决定了其最终结果——“抗震城”、“天蓝、地绿、水清、居佳、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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