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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因此作为阅读者的学生要想更好地理解文本,理解文化的本质与精髓,一方面应当不断丰富语言、历史、文化、法律、政冶、宗教、风俗习惯等知识以增强“前理解”能力,如在教老舍的《我的母亲》的时候,老师会让学生去读杜拉斯《情人》中关于生活在堤岸一家中关于母亲的描写,让学生感受不同文化下亲情关系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还应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在阅读文本时.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与文本时刻相对应的特定历史时刻,尽量剔除伪先见或偏见,以消除时间距离和历史传统带来的影响。
但是,正如联邦德国康斯坦学派的饶斯说:“文学作品并非对于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客体,它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象一部乐队总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的产生,不断变化的反响。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
所有的阅读和接受都是一种具有主观意味的自我理解,但它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接受和理解。文学的接受活动是读者与文学作品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理解接受活动中,既要充分肯定偏见在阅读和接受中的创造性作用,但也要尊重文本自身所表现的东西,应该辩证地看待读者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对同一部作品,我们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理解,阐释出可能存在的各种合理的意义,但是,读者必须在尊重作品内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比较恰当的理解。很显然,如果无视作品的内在规定性,而只是一味地主观阐释,就只能是自说自话,也许是阐释千言,离文本万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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