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岳祥《伯夷》诗的理解

在那个时代，“不食周粟”同样是因少而可贵：“四海归周莫不臣，首阳山下饿夫身。清风万古何曾死，愧死当时食粟人。”如果要进一步区分遗民与隐士的话，则这部分人更重的是遗民族色彩，他们更多的是伤悼故国疏离新朝，而非避世隐逸。尽管黄溍《送吴良贵诗序》说方凤、谢翱、吴思齐“三先生隐者”，起码在宋亡之初，还不太像隐士。他们到处举行各种悼念故国的活动，抒发对故国的哀思，而非隐居于园林或山间林下，其生活状态及心态，也绝无隐逸之士之“逸”。即使是所谓隐于黄冠者如郑思肖、汪元量也是如此。其诗其文，总是无限的故国之思，贯注着太多又太浓重的愤激、痛苦和哀伤，或者无可奈何的悲凉，满纸麦秀黍离之感。如林景熙之《题陆放翁诗卷后》：
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已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这不隐士诗。隐士诗是平和的，恬淡的。如仇远序马臻诗所言：“大抵以平夷恬澹为体，清新圆美为用。陶衷于空，合道于趣，浑然天成，不止于烟云花草鱼鸟而已”。正如
锺嵘评陶渊明：“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此为隐士诗。这一代人中被视为元人且被视为隐逸之士的，有仇远、白珽、黄庚、赵文、戴表元、袁易等。这些人中多有在宋亡若干年后曾出为教职的，但他们基本上都具备隐逸之士的心态。如白珽，入元后曾以遗民自居，与宋遗老徜徉于西湖之滨，参与月泉吟社，拒不汪元量《水雲集》卷一《醉歌》其十。出仕，诗名益著。尽管一度出任教职，后迁婺州路兰溪州判官，但“日与韵朋胜友曳杖游衍，衔杯赋诗”。终生以诗人自命，临终嘱其子，墓碑惟题“西湖诗人白珽之墓”。
在后人眼中，他们是遗民，是隐士。清代全祖望云：“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
说他们是陶渊明那样的隐士。袁易也曾为书院山长，既而辞归，黄溍为他做的墓志铭，描述的是一位隐逸之士的生活：行中书省署君石洞山长，君乃欣然就职。既归，卒隐弗仕，即所居西偏为堂，曰静春。壅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芰荷蒲苇，竹梅松桂，兰菊香草之属，敷荣缭绕，而其外则左江右湖，禽鱼飞泳于烟波莽苍间。堂中有书万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辄敛卷，相与纵饮剧谈，留连竟夕乃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风收，挟小舟以笔床茶灶古玩器自随，逍遥容与，扣舷而歌，望之者识其为世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