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代的隐逸情况作大致清理

摘要：宋濂等《元史·隐逸传》：立传者杜瑛六人，附传三人。但今天看来，并非真正的隐逸之士，如第一人杜瑛传：“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帝悦，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帝纳之，心贤瑛，谓可大用，命从行，以疾弗果。中统初，诏征瑛时，王文统方用事，辞不就。”《新元史·隐逸传》增至传十三人，附传七人，大致多此类。清魏源《元史新编》有《遗逸传》，目录下列：谢翱、郑所南等六人，多遗民，但有目无传。
以前文人隐逸的历史。但有关隐逸的理论分析，还是需要的。《论语·微子》载有孔子论逸民，即隐士，他将隐士分为三等：“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新唐书·隐逸传序》也把隐士分为三等：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材，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
虽分三等，但其区分是按影响大小以及形成其影响的德能划分的，究其境界，则同属孔子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此序还特别指出：“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
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当然都是假隐士，是不能混入隐士之列的。假隐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风行，一次是东汉，一次是唐代。东汉的假隐，给后世留下了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的成语；唐代的假隐，给后世留下了“终南捷径”（《大唐新语》卷十《隐逸》）的成语。其他时代借隐逸而沽名钓誉者也时时而有，元代则似乎没有前代这类假隐士，所以《元史》卷一百九十九《隐逸传序》说：“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上下岂不两失也哉？”并说元代没有这种“上下两失”的情况。除层次之分外，古人还给隐士分类，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就薮泽、处闲旷，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其所分六类，是就隐居原因说的。其中前三类因个人原因隐居，后三种因社会原因隐居。但将人们隐逸归之为“性分所至”，显然是不合适的。
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三《逸民列传序》。又《文选》患五十收此文，题《逸民传论》。元代文人接受的隐居理论已经很丰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解释。我们也根据前人提供的隐逸观念，和元代隐逸者的实际，对元代的隐逸情况作大致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