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的冲突、融合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

明清以来,尤其是清末民初,西医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医学形成巨大的冲击,并且融汇于帝国主义扩张、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因此具有超越医学领域之外的意义,承载了非常多的复杂隐喻。西方医学进入近代中国之后,如何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以及这个过程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的复杂关系,对此类问题的探讨,成为整个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即与政治史刻意地拉开距离,却又从新的意义上对政治史做出途释。
早期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认为,中国人的疾病是没有建立类似基督教西方世界那样的道德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身体患病实际上暗示着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的丑陋和低下,正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状态。祝平一《身体、灵魂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2、《通贯天学、医学与儒学:王宏翰与明清之际中西医学的交会》:‘等文,论述了十六世纪来华传教士如何结合当时医学与教义的语言来宣扬天主,引进一套与儒、道、释截然迴异的救赎之道,以及当时西医知识在不同文化系统中传播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述说了西医传入对于中国传统医病关系的改造,进而形成所谓“现代中国病人”的故事、这一点,也体现在杨念群的研究中。
胡成的研究集中于近代都市社会中华人“不卫生”的形象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争议与反抗。自租界开辟之后,居髙不下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让外国人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华人的生活习俗和居住环境的“不卫生”是导致租界疫病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这一表述体现了外国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也激发了华人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卫生”这一概念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成为殖民主义语境下华洋冲突的一个焦点‘。张仲明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切入对于“卫生”的研究,他通过对当时商业广告的考察,认为在晚清的文化空间里,“卫生”己成为民族主义的“派生论述”,将其与强种、强国、现代化等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这一倾向被商家攀附和挪用,大量地体现在当时的商品广告中。
余新忠考察了近代防疫制度的建立,认为从传统到近代,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基本上经历了从避疫、治疗到防疫的转变,确立了清洁、检疫、隔离和消毒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社会精英们是将其作为科学、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而接受这些观念的,将包括卫生防疫在内的西方制度当作了救治中国社会和种族贫病的灵丹妙药3。通过这样一些研究,非常深刻地把“帝国”与“现代性”这两个因素一起带进了历史研究的问题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