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在主体、内容、手段方面的不足

首先，实施主体界定模糊。
目前有关法律法规，缺乏对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实施主体的规定。在具体的突发事件政府信息的公开工作中，尤其是一些涉及多个部门、地区的突发事件，其信息公开政出多门、关系不顺、出入较大的情况时有发生。经常出现部门分割、单兵作战、职权交叉而相互推诿不发布信息的现象，不利于信息发布的权威性的树立。此外，在突发事件中，由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而非各级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来担任突发事件信息传递与发布角色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总体来说，对于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应当由谁来主导负责，又有谁来具体实施，相关法律在这一方的规定尚不明确。

其次，信息内容裁量失当。
当前的有关法律规制还比较缺乏对信息内容裁量基准的规定。各式各样的突发事件信息内容，是整个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基础，是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也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但是，突发事件的特点决定了从中产生的信息往往比较模糊、失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机构陷入了不公开即被定性为“瞒报”，公开则又被定性为“误报”的两难境地。

其三，手段渠道落后单一。
从传播学的角度，当今的危机传播并非线性的信息流动，更不是单向的信息传输，而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信息互动的过程。双方在互动中根据对法传达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并再一次发出信息确认自己的理解或提出新的要求，逐渐消除彼此的不确定性，从而达成最优的行动结果，巩固彼此的信任。当事主体在“反应———回应”的互动框架下探讨危机信息发布内容的规划，而非按照“我要说什么”这一主观框架来设计。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政府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行为的规定，基本上强调单一的信息发布，较少对新闻发布的实践操作做出规定，对互动性信息传递渠道的规定则更为罕见，显著落后于公众的实际信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