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选择地使用史料

史料有真伪。使用真实的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我们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经过鉴别、考证，是真实可靠的。顾颉刚指出： “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说：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司马迁撰写《史记》，对于史料，注重考辨，力求使用真实可靠的史料，屏弃那些 “过其实”、“损其真 ”的史料。他写《刺客列传 ·豫让传》，基本上采用了《战国策 ·赵策》的成文，但删去了 “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 ”三句荒诞夸饰的描写。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在史料的使用上，十分谨慎。从《白话文学史》的《自序》可以看到，他对文学史的叙述，总是以史料的准确为基础。他的文学史之所以从汉代开始，是因为他对上古文学史料存有疑问，连《诗经》也留待以后叙写。

有些史料，经过前人的考证，确实属于伪作，一定不能使用。如伪古文《尚书》，已被清代阎若璩等考定是伪书，我们就不能把它作为研究商周史的史料来使用。有些史料本身存有疑问，而又难以断定其真伪。我们使用这类史料时，可以参考司马迁的做法，用“或然性 ”的词语或语气予以表示。如《史记》卷二《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2 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卷七《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 ?”司马迁的这种做法，既没有违背使用真史料的原则，又没有轻易地遗弃相关的有疑问的史料，保存了史料，以备后人参考。

有许多史料是层层积累的。这些史料具有历史性。历史性主要体现在源流上。同一史料往往见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著述中。我们应当客观地梳理其源流，分析其差异，努力还原其真貌，尽可能举先以明后，以示后者必有祖述，使用最早的、原始的史料，或接近原始的史料，一般称之为第一手史料，如最早的记载、原作、档案等，这些都属于史料的源头。少用后期的史料，把后期的史料作为参考。一般来说，最早的、原始的史料，离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近一些，错误少些，较为可靠。后来的史料往往经过改编。由于改编者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原来的内容会有所变化，而且还会出现差错。如关于阮籍醉眠邻家酒店一事，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 ·任诞》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后来唐代房玄龄等撰《晋书》，于卷 49《阮籍传》亦载此事：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酤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仔细比较上引《世说新语》和《晋书》的记载，能够发现有所不同。如果我们要使用上述史料，应当使用《世说新语》的记载。一是因其早；二是因其记载的更全面。再如新、旧《唐书》。《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刘昫等撰写的，多依据唐代实录，所记史实比较可信。《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撰写的，时代较晚，撰写者很少见到唐代实录，又力求文笔简洁，所记史实的翔实程度不如《旧唐书》。使用原始的、早期的史料，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许多研究者都懂得使用原始的早期的史料，但常常难以做到。究其原因，或是原始的、早期的史料不容易找到，或是图省事，不想耐心去查找。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使用原始的、早期的史料，但不能绝对化和简单化。原始的、早期的史料，有时也并不真实可靠，有时记载过于简略。史料有不足于前时而足于后来，后来的史料有时反倒比早期的史料正确、全面。

新史料尽管重要，但新史料毕竟很少。我们使用新史料时，一定不能轻忽过去常见的史料，应注意同过去已有的史料结合起来。